【编者按】

　　贾大山是河北省已故著名作家。他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和贾大山的交往和友谊，已成为不朽佳话。

　　今年2月20日正值贾大山逝世20周年。20年来，他一直活在广大读者心中。贾大山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更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风范。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贾大山以人民为中心、观照现实的创作精神，激励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为推动河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本报特别推出纪念专版，对习近平总书记撰写的《忆大山》一文予以转载，同时刊登贾大山生平简介及其短篇小说《年头岁尾》。

　　《忆大山》一文发表于1998年，文章深情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与贾大山历久弥新的深厚友谊，对贾大山的人品和文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贾大山的英年早逝表达了深切缅怀。三千多字的文章，字字情真、句句意切，是一段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与文化人才真情交往的动人历史，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文情怀、人格魅力、人性光辉，其精神内蕴与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是河北文艺事业、中国文艺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贾大山(1942年9月9日—1997年2月20日)，河北省正定县人。1964年作为下乡知青到正定县西慈亭村插队务农，后调至正定县文化馆。历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河北文艺》《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长城》等多家刊物发表小说。《取经》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花市》《村戏》获河北省优秀小说奖，《干姐》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秋节》被《中国导报》(世界语)译载;《赵三勤》收入日本银河书屋出版的《中国农村百景》，并获山西省优秀小说奖。其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并收入各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本。其中《小果》入选《〈人民文学〉创刊30年小说选》以及《青年小说佳作选》;《“容膝”》收入《1992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选》。另有《半篮苹果》等戏曲作品，分别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奖项，并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广泛。

　　

　　1991年冬，贾大山在书房。  河北新闻网 资料图

　　忆大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年头岁尾

　　贾大山

　　大栓娘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做什么活儿，两眼一直盯着她那芦花鸡。芦花鸡跑到街里，她跟到街里;芦花鸡跑到院里，她跟到院里。傍午，芦花鸡翅膀一奓，才飞到窗台上，钻到席篓里，红着脸儿卧下了。大栓娘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席篓里的消息。等了好大一会儿，芦花鸡一阵吵叫，终于下蛋了。她收了蛋，匆匆忙忙来到厨房屋里，向老伴说：“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了，你还不去活动活动?”

　　她老伴名叫王有福，瘦小身材，大手大脚，两眼红红的，刚剃的头放着青光，满脸忠厚相。两个孩子帮着爷爷准备过年的吃喝去了，他一个人在磨豆腐。他见老伴问得急切，停住手说：“活动什么?”

　　大栓娘嚷起来了：“你呀，你呀，记性不强，忘性不赖，孩子们的事还办不办呀?”

　　提起孩子们的事，触动了王有福的心病，黑瘦的脸变得更黑了。老两口生了两个儿子，都已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是，一条小院，只有三间房屋，朝哪里娶呢?老两口牙上勒，肚里省，好不容易买下一些木料，打下几架坯，可就是没有宅基地。王有福不止一次地向干部们请求，干部们总是说：“结记着你哩!”一直结记了三四年，媳妇吹了五六个，仍然是八字不见一撇。明年春天大队又要发放宅基地了，老两口便向大哥讨主意。他大哥名叫王有寿，是个精明人，对他们说：“你们差一道手续。”老两口一齐问：“差什么手续?”他大哥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公式，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大栓娘如梦方醒，当时就下了决心，可王有福到现在还没拿定主意，他倒不是舍不得那一桌酒饭，而是觉得那样做不本分。愣了半晌，才说：“那好吗?”

　　大栓娘晓得老伴的脾气，叹了一口气说：“我问你，像咱这样的户，该不该给一块宅基地?”

　　王有福说：“该倒是该。”

　　大栓娘一拍巴掌，说：“这不得了!咱大哥怎么说来?不该办的事，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破坏上级的政策哩;该办的事呢，不吃不喝办不成，吃点喝点办成了，那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是用酒瓶子维护上级的政策哩，咱怕什么!”

　　王有福仔细一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晓得从哪一年起，村子里酒风大盛。一到腊月，许多人家排队挂号地请干部们去喝酒，一喝就喝到二月二了。结果有些人家在村里，想怎就怎，百事如意，孩子才十六七岁就有了宅基地。咱的孩子也是孩子，人大树高的了，还没有个着落，咱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咱也试试!”说着向外走去。

　　“等等!”大栓娘不放心地喝住他，“见着支书，你晓得怎样说话?”

　　王有福挤巴挤巴红眼睛，卖个俏说：“晓得。我就说：‘支书，走，到我家干这个去呀!’”他仿照着大哥的样子，也用手指比了一个圆圈儿，放在嘴唇上，向后一公式，嘴里一响，眯缝着眼笑了。

　　“傻蛋!”大栓娘小声骂道，“你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吗?请干部们吃喝，不能明说，人家忌讳。只能说：‘到我家坐坐。’晓得了吗?”

　　王有福点点头说：“晓得了，到我家坐坐……”

　　“等等!”大栓娘仍然不放心，“到在酒席宴前，干部们若问你有什么事，你怎么说?”

　　“麻烦!”王有福不耐烦了，“你当我是不知事的孩子，咱不是想要一块宅基地吗?”

　　“傻蛋!”大栓娘又骂了一声，“记住，酒席宴前不兴谈问题儿。人家问你，你就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弟兄们不错，想在一堆儿坐坐。’晓得了吗?”

　　王有福仰起脸，望着天，愣了半晌，一掌拍在自己铁青的脑袋上，哭笑莫辨地说：“唉，老了老了，学习起这玩意儿来了!”

　　临年的大街上格外清静。社员们都在家里忙活，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那些慌年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试验他们的鞭炮。尽管这样，王有福也不想从大街走，悄悄拐到一条胡同里。办这种事，他总觉得心虚，恐怕被人看见耻笑。他在胡同里站了一会儿，才向支部书记张老雷家走去。

　　张老雷爱喝酒，有请必到，不拿架子，越喝越喜欢。从前他当支书的时候，酒后也办过一些私事，社员们对他也有意见。后来世道一乱，他被王香那一伙人打倒了，整整受了十年磨难。王香上台的时候，曾经向社员们做过两条保证，一条是保证不喝社员们的酒，一条是保证不找娘们儿。结果呢，他不喝社员们的赖酒，净喝社员们的好酒;他不找娘们儿，净盘算二十多岁的大闺女。今年冬天整顿领导班子落实政策，他被赶下台去，支部书记又成了张老雷的。王有福记得清楚，张老雷受磨难的年月，他可没有踩践过他，不当人的时候，仍然和和气气地叫他“支书”。今天请他，总得赏个脸面。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就回来了。张老雷不在家，正在大队开会。他寻思出来的工夫太短了，恐怕老伴骂他“傻蛋”，就在街门一旁的茅房里蹲了一会儿;自觉得工夫差不多了，他才回到家中。一进街门，看见老伴站在厨房屋里向他嚷道：“你把瓦罐里那几个鸡蛋弄到哪儿去了?”

　　王有福愣了一下，说：“年菜都做了，还要鸡蛋干什么?”

　　大栓娘说：“年菜，年菜，你有几样年菜?我想请咱大哥做一碗‘鸳鸯蛋’，凑个八八的席面哩!”

　　王有福说：“算了算了，庄稼人喝酒，有什么吃什么。”说着向厨房屋里走去。

　　大栓娘把门一堵，睁大眼睛说：“有什么吃什么?哎呀呀，那是请人家干部们哩，那是耍笑人家干部们哩?那年孩子他舅舅请王香，酒没好酒，菜没好菜，人家筷子没拿他的就走了。后来在社员大会上吆喝他拉拢腐蚀干部，差点儿把他臊死!你忘啦?”

　　王有福脸上立刻露出一种紧张情绪，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快过年了，咱爹不吃荤，我把那几个鸡蛋送到咱爹院里去了。”

　　大栓娘一听，急了，高声嚷道：“你呀，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积攒那几个鸡蛋，你当是容易的?你叫你爹吃了顶个蛋用?”

　　王有福见她伤着老人，也急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你有没有一点孝心?”

　　大栓娘一拍胯骨：“办事要紧，行孝要紧?”扔笤帚摔簸箕、大嚷小喝地骂起来了。王有福实在忍不住了，红眼睛一鼓，那嗓门也可以：“你看你那个脏样儿，我我我我打你!”说时迟那时快，他扒下一只鞋，嗖地向老伴甩去。大栓娘急忙一躲，啪唧一声，那鞋落在盛豆腐浆的铁锅里。大栓娘一跺脚，冲出屋来，一头抵在王有福肚子上：“给你打，给你打，你打死我吧，死了心里倒干净!”跟头骨碌把王有福抵到一个墙角里。王有福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干脆把眼一合，养起神来。一边养神，不由回想起老伴的好处。从前，她性情温顺，孝敬公婆，全村里无人不晓。这些年世道变了，她的心性脾气也慢慢地变了。她开口骂人，那是因为心里着急，她着急不是为了孩子们吗?想到这里，王有福好声好嗓地说：“大栓他娘，天不早了，你老抵着我算怎么着?咱爹又不是外人，我能把那鸡蛋送去，我就不能把那鸡蛋取回来吗?”

　　大栓娘见他说了软话，这才放开他，眼泪麻花地诉说起跟他过日子的艰难。王有福劝说了几句，从豆腐浆里捞上那只湿鞋，甩了又甩，趿拉在脚上出去了。

　　可是不到十分钟，他又回来了。走路肩膀一摇一摇，两只大脚啪嚓啪嚓格外有力，一见老伴就说：“嘿嘿，咱爹福气大，该着他吃咱那鸡蛋!”

　　大栓娘打了个愣，赶紧跟到里屋去。王有福小声说：“刚才我在大街上碰见张老雷了……”一语未了，大栓娘忙说：“掏烟、掏烟来没有，傻蛋?”

　　王有福把脸一扭，不理她了。大栓娘催道：“说呀!”王有福说：“我嫌你净骂我傻蛋。”大栓娘笑了笑说：“我不骂你了，说吧!”

　　王有福这才坐在炕沿上，慢慢地说：“人家把烟戒了，口袋里装着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说几句话朝嘴里扔一个炒豆儿……”

　　大栓娘着急地说：“别啰嗦了，他来吗?”

　　王有福响亮地说：“来。”

　　“哪天来?”

　　“三十黑夜来。”

　　“准来吗?”

　　“准来。不过有个条件，正月里他请我也到他家去坐坐。”

　　“你答应啦?”

　　“答应啦。”

　　“傻蛋!”大栓娘又骂起来了，“咱是办事哩，不是喝闲酒哩。你到人家去，狗上炕充什么人哩!”

　　王有福默默笑了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锻炼了那么好的口才，正正经经地说：“办事说办事，喝酒说喝酒。土改的时候，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房子呢，没给咱地呢?1963年发了大水，咱请谁来，共产党没给咱救济粮呢，没给咱救济款呢?”说罢，忍不住呵呵地笑了。

　　原来刚才他在大街上，看见磨房的墙壁上贴了一片鲜艳的梅红纸，上面写着毛笔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领结婚证的青年男女们的名字，一张梅红纸上写着明年该生孩子的妇女们的名字，最后一张梅红纸上写着刚刚批给宅基地的社员们的名字。明年该办的事，今年破例地张榜公布了。大栓娘听了，急不可待地问：“那最后一张梅红纸上有没有咱家的名字?”

　　王有福乜斜着眼说：“你猜?”

　　大栓娘看着他那笑眯眯的样子，心里明白了，身子一软，咕咚一声倒在炕上。王有福急忙问道：“大栓娘，你怎么了?”老婆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哎哟，喜欢死我了!”王有福呵呵笑道：“可别喜欢死了，咱还磨豆腐哩，起来做饭吧!”

　　老两口吃罢饭，一同来到厨房屋，一个添豆公式儿，一个摇磨拐，一个说“张老雷有改志”，一个说“活该他们打不倒”，欢欢喜喜地磨起豆腐来了。

　　(此文发表于《奔流》杂志1980年第5期)